回顾1980年那场鲜为人知的长沙学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到底经历了多少次学运？很难有统一答案。从大陆出来的人大部分会说，那就是1985,1986和1989年在北京的那几场吧！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1919年的5.4运动就是从北京开始的。如果不在北京的学府区生活，不少人也许都不知道，在1985,1986年间，北京居然还发生过几场学生示威运动。其实那种游行示威因为起因小，要求提得低，参与人的少，规模都不大。
回想起来，好像基本上都是由北大发起，带着一帮学生到长安街游一圈回来后，游行完了，回来就没什么事了，如其说它是学运，还不如说它是学生游行，这样也许更贴切一点。实际上，在同一时间段（1985~1986），上海也有类似的学生集会，但都是一天、半天的游行而已。
而发生在1980年10~11月间，由长沙高校学生发起的在湖南省省委门口绝食运动确是一场影响深远、鲜为人知的名副其实的学运。这场学运历时近二十天，在长沙有影响的二十几所高校里的学生都有参加，好多学校还停了课，游行队伍规模空前，人数众多，整个形势的发展颇为震惊。在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不同学校的学生组织游行队伍，徒步跨过湘江大桥，跨过热闹的长沙城区，到省委门口去声援绝食的同学，湖南医学院（湘雅）的学生在那里当起了义务医护工作人员，为在绝食中休克的同学抢救，因为已经是初冬，也有不少地方志愿者为学生送去被子，毛毯等物质，，，总之，一切都进行的得井井有条，各高校之间的游行活动协调也做得很好，真有点6.4前的味道。这场运动后来被确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学运，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除了中央高层外，这场运动在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尽管如此，它在当地影响还是非常大，长沙市民把它跟当年的马日事变规模相比较，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一个个关门闭户不敢出来观望。
这件事的起因是由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大）选人大代表引起的，外界对这件事的起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剥夺了大学生的人大代表选举权，有的说是选举中有人采取了选票贿赂和营私舞弊等等。其实这件事的起因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小事造成的：学院领导擅自更改了候选人名单，使得学生对此不满，而要求换回原来的候选人，但遭到校方的拒绝。很多高年级的同学就说了，这“人大”本来就是个橡皮图章，没有一点实权，谁当选还不是一回事，爱改不改呢！但在当时的民主气氛中，各类民主沙龙正在找搞活动的理由，这种事件对经历过文革的人而言，他们是不会去上纲上线的，也不会这纠缠不放的，而对于当时的大学生却不一样，正好找到一个理由来行使民主权利，校方越是不让步，这边就更觉得有理，最后，大学生中成立三人领导小组，把事件推给了湖南省委来处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对此事反应很强硬，工农出身的毛致用对学生运动处理没有经验，方法也过于简单，直接导致了学生在省委门口开始绝食以抗议省委的处理意见。
值得一提是，在这三人小组的组员中，有两个人的背景还真有点与众不同。其中一个名叫陶森，另一个名叫梁恒。陶森的父亲是老红军，而且是唯一的一名由毛泽东当年准许解放后解甲归田的老红军，他的父亲和王震的部下；梁恒是中文系高材生，父亲据说是文人右派，他的文才和口才都很好，人也长得也清秀，当时正在和在师大教书的美籍女老师在谈恋爱呢。在学生们经历了二十天绝食之后，湖南省委对于学生的要求没有让步，湖南省委内部将此反映到北京，王震得知自己部下的儿子陶森在这领导这场学运，于是通过私人电话劝说陶森。可想而知，这么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件一旦惊动了中央高层，就不是小事了。后来几番私人电话下来，中央给湖南省委有一个批复，应该是满足陶森和梁恒的一些要求，三人领导小组跟湖南省政府达成和解，他们告诉在绝食同学们，我们的要求基本上满足，和平示威结束。一个历时近三周的学运就这样平息了。
应该说，这场运动虽然短暂，但还是促使了中央高层在对待学生运动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也算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吧，同时也为后来在北京处理1985,1986的几场学生游行活动提供了一些参考的实际经验。据说，虽然几个学运领袖找到自己的归属，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待遇，而其他主要参与者和许多追随者后来的分配都不理想，大部分被分配去了边疆，有的还需要写检查才能通过，有点6.4后期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同时也给那些想参加学运的人一个警示作用，那就是如果你不幸没能成为学运的领导人物或核心人物，没有谈判的机会，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后果可能会是凶多吉少。31年后再来看这件事，应该说，80年和89年的两场学运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说学运的特点：学生运动都是突发性的，没有明确纲领的，也没有明确目标，更没有长远打算，其结果必定是容易被学运领袖所利用或绑架，成为了学生领袖们为自己利益去谈判的筹码。因此，经历过80年那场学运的人们对6.4结果不会感到太意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说法，这些历史事件告诉人们，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